（健康时报记者 周学津）七月末的北京，多雨，车辆大多习惯了在公路上疾驰而过，但有的车却会在经过海淀区温泉镇温泉路上的一座桥时，减慢速度。后排的乘客放下车窗，举起手机，拍下这座桥上的四个字——贝大夫桥。
在乘客们短暂的对话里，记者得知，“贝大夫”是他们在“纪录片中看到的贝家花园的主人”，是“帮助过中国人的外国医生”，也是一位“能骑行好几十公里的健壮老人”。
80多年前，同样是在贝大夫桥，很多北安河村的村民经常看到那位年过七旬、留着白色八字胡的“贝大夫”——贝熙业，骑着后座绑着箱子的自行车，在通往西山的路上颠簸前行。
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温泉路上的贝大夫桥。周学津 摄
从法国山区到华北平原，从“贝西尔”到“贝熙业”
贝熙业全名叫让-热罗姆-奥古斯坦·贝熙业，1872年7月9日出生于法国利莫赞大区克尔兹省夏尔市的一个普通家庭。利莫赞属于山区，这里群山环绕，山清水秀。贝熙业对山始终有情感，来到中国听到朋友说“仁者爱山”后，他对山的感情更加深厚，这也为后来在西山建贝家花园打下感情基础。
贝熙业毕业于法国的波尔多海军医学院，擅长普通外科，在传染病学、儿科、妇科等方面有所建树。他曾在塞内加尔担任军医，在印度、越南的医学院任教，也曾前往波斯从事防疫工作。1912年，他向上级提出前往中国任职。1913年，贝熙业携家眷来到中国，直到1954年，才返回法国，在中国生活的时间长达40多年。
来到中国后，贝熙业先后任天津总领馆医官、北京公使馆医官、法国医院院长、燕京大学校医、中法大学教授等职，还参与创办了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并任首任院长。民国初期，他给孙中山看过病，并受聘为总统府医疗顾问，也为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梅兰芳等人治过病，对于穷苦百姓，他不收诊费和药费。
刚到中国时，贝熙业的中文名字为“贝西尔”“贝西埃”，是别人根据音译给他取的。后来，法国汉学家、教育家和翻译家，《红楼梦》法文翻译者，也是贝熙业的一生挚友铎尔孟给他取名“贝熙业”，既具有中国特色，又朗朗上口。
文化学者贺洁告诉记者，贝熙业每周三晚上都会在大甜水井胡同16号的住所举办“贝家沙龙”，与法国的诗人、考古学家、汉学家等讨论各自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其中贝熙业最痴迷、最愿意了解的就是中国文化。
“他们共同讨论中国的典籍经文，小到修身齐家之术，大到治国平天下之道；他们研究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为它辉煌的文明所倾倒；他们更流连于中国人的生活艺术，观山玩水、赏雪听风。”
从踏上华北平原那一刻起，贝熙业就爱上了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文化，对这里充满感情。
贝熙业（右三）与参加贝家沙龙的学者。受访者供图
家中设诊所为村民免费治病，“我把中国当成第二祖国”
1923年，贝熙业的夫人病故，小女儿又染上肺病。他想寻找一处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充满乡土气息的居住之所，西山便跃入他的脑海。当时贝熙业和他的中外朋友们对西山一带并不陌生，他曾和好友李石曾等友人在这里进行乡村试验，建立中法大学、温泉疗养院和温泉中学。
多方寻找后，贝熙业在北安河牛涧沟村找到一块地方，他觉得这里与他故乡的山区很像，村民们乐天知命的性格也与法国农民相似。“我是个农民，土地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我和土地上的人有着天然的联系。”
得知“贝大夫”要在村里盖房子，村民自发组织起来为贝家花园的建设出力。贝家花园建成时，村长带领村民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前来庆祝，贝熙业特意穿戴整齐地在门口迎接大家，在他眼中，“中国农民是最富有人情味的”。
贝宅大门的碉楼原本为防盗所建，但他决定将其改为诊所。一楼为候诊室，二楼为诊室，三楼为药房，为周围村民免费提供治疗。对于不需要设备、靠药物治疗的常见病（如结核、哮喘），以及一般外科病（如生疮），都可在这里诊治。遇到较大的外科手术，他就把病人接到城里的法国医院，自掏腰包，免去病人一切医疗费用，他甚至把当时价格十分昂贵的盘尼西林都拿来给村民用，用为富贵人家看病挣的钱来救济贫苦百姓。
“我的大哥三岁时背后长疮，夜里疼得睡不着觉，母亲背着他走了五里山路来到贝家花园，找贝熙业看病。对贝大夫来说，这是个小手术，没过多久，我哥哥的病就好了。”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原学术委员张文大告诉记者。
夏天西山多雨，经常会冲坏一处山路，贝熙业的车经常被阻于贝家花园山脚下不远的地方。后来温泉中学师生集资，在此处建起了一座石头小桥，便于贝大夫通行，并在桥栏处刻上“贝大夫桥”，贝熙业感到十分荣幸，曾特地与小桥合影留念。
贝熙业与贝大夫桥合影留念。受访者供图
贝熙业对中国充满感情，曾说“我把中国当成第二祖国，把中国人当成我的人民。我在这里有我全部的财富，全部最宝贵的情感……”
为保住送药“生命线”，年逾古稀骑行40余公里
贝熙业本以为，在中国的日子会一直这样安稳度过，直到1937年宛平城的炮响击碎了这份安宁。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贝熙业一直忙于联络各处使馆医官和几家外国医院，组织红十字会救治前线送来的伤病员。一天早晨，他随法国使馆新上任的武官杰耶马兹去前线察看。逃难的人群、燃烧的建筑、田野上的尸体……一路所见，让贝熙业难受万分。
他热爱这片土地上的人，热爱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他恨侵略者打破了他和千千万中国人宁静和平的生活，更恨侵略者的野蛮暴行。贝熙业将自己视为中国人的一分子，“我还能做些什么”的想法一直在他的脑海里萦绕。
在北平，抗日根据地已扩展到西山地区。但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严禁西药流入，违者死罪，市面上也很难买到西药。就在这时，中共地下党员、新街口基督堂“长老”黄浩找到贝熙业，询问贝熙业能否帮他往“山那边”运点药品，贝熙业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委托贝熙业从北平城往平西根据地运送药品，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是贝熙业真诚地帮助中国抗日，是可以信赖的朋友；二是贝熙业经常从城里往返西山的贝家花园，贝家花园与平西抗日根据地相接；三是日本兵不敢轻易地对法国人进行搜查，即便被搜查，医生携带药品也属正常。贝熙业的汽车挂着使馆的牌照，享有外交特权。就这样，一批又一批药品被运往根据地。
有一次，白求恩大夫在根据地巡诊，对所需医药和医疗器械提出要求。几天之后，这些连上海、香港都少见的德国拜尔生产的贵重药品和医疗器械就摆在了战地医院的药架上。白求恩大夫十分吃惊，连声称赞：“了不起，真了不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加紧了对华北地区物资的掠夺，石油成为紧俏的战略物资，贝熙业的汽车无法开了。为了保住这条“生命线”，他开始骑自行车运送药品。当时，年已古稀的贝熙业载重几十斤，从城里的大甜水井胡同骑到西山的贝家花园，行程超40公里。
那时城里到北安河皆是土路，北安河到贝家花园是山间小道，坑坑洼洼，泥泞不平。贝熙业靠着中国抗日必胜的信念和守护心中所爱的韧劲儿，保证了“生命线”的畅通。
新中国成立后，贝熙业和好友铎尔孟在北京碧云寺附近找好了一块墓地。他希望未来和“忘年恋”的中国妻子吴似丹长眠在这片土地。可世事难料，历经颠簸，贝熙业还是和吴似丹回到法国。1958年2月，86岁的贝熙业因病在家中逝世，留下34岁的妻子和3岁的儿子让-路易（中文名为贝石涛）。
10多年前，已是一名优秀医生的贝石涛发现一张父亲写于1953年的便条：“我刚刚翻阅了我的资料，它们未加整理，我已习惯了这种杂乱。我关上抽屉，也许永远不会再打开它。我忽然想到，也许有一天，我的孩子或孙子辈会再看到它们，会因此知道这里面珍藏着我在中国漫长岁月中得到的小小荣誉。”
贝熙业与中国的缘分长达41年，他一生最辉煌的日子、最浪漫的情感、最美好的回忆都在中国。晚年的贝熙业常在黄昏时坐在椅子上看着远处的山峦，他或许会想起在北京西山的那些美好的岁月，也会想起属于他的那份“小小荣誉”。（感谢北京市海淀区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对本文提供的史料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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